北大教授:健康码全面彻底退出势在必行

北大教授:健康码全面彻底退出势在必行

#北大教授:健康码彻底退出势在必行#健康码作为数据、技术、政府权力深度融合的疫情防控应用系统,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,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。三年来,“亮码”、“扫码”成为生活常态,“黄码”、“红码”、“弹窗”也成为很多人焦虑的生活体验,这无疑将成为未来全民最深的集体记忆。

诚然,在这个特殊时期,健康码以其技术与权力的强力结合,提升了国家疫情风险防控能力;但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,全面撤销卫生法典已是大势所趋,势在必行。

治理工具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其底层逻辑和运行机制。健康通过采集个人身份信息、疫苗接种、核酸检测、场所等出行轨迹信息,并采集大数据分析,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画像,并做出相关自动决策,如给出红色代码、弹出提示等。

基于这种数字化工具的风险判断,管理主体再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,如集中隔离、强制核酸检测、居家观察等。可见,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进行监测,通过大规模、持续、高强度的监测、评估和控制,进行风险防控。

技术只是作为治理体系的卫生法典的要素之一;事实上,作为一种治理工具,卫生法典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权衡。在技术赋权的帮助下,政府控制疫情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,但这是以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的。

健康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监控,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人信息,实施大数据分析和相应的风险判断,进而采取隔离、封锁等管控措施,无疑限制和降低了个人权益。

从法律角度看,限制个人合法权益的原因来自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应急管理。在这种状态下,公共利益在疫情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;为了公共利益让渡部分个人权益,成为个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公民美德。

但需要强调的是,这种兼顾技术、管理和个人权益的治理逻辑,只有在应急管理场景下才能被正当化。如果说卫生法典是疫情防控初期解决问题的办法,那么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显著变化,卫生法典继续存在就成问题了。

首先,支持健康码运营的经营权的法律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卫生法典出现在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场景中,其合法性依据是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
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调整,政府主导的全方位防控责任让位于个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的社会机制。应急管理向常态管理转变后,健康码所依赖的应急管理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不复存在。

其次,由于管理权限合法性的变化,卫生法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也面临着目的合法性的危机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规定,个人信息处理必须有明确的目的,并且是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。

随着抗疫策略的转变,常态化核酸、明码、扫码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发生了重大调整。卫生编码对个人信息的持续收集和处理,对于疫情防控的目的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。

取决于卫生编码的数据处理系统,各种行政措施需要结合政府管理的任务、目标、责任等要素,充分考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。在紧急情况下,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私人利益是可以容忍的;但如果扩展到正常的公共治理,就会导致技术和权力对人的压迫和专制。

在当今中国,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场景,不仅带来了显著的治理成效,也对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一旦应用了技术手段,会不会形成惯性和路径依赖?会不会形成新的权力利益格局?这些焦虑和担忧弥漫在当下。

健康码在完成其特定的能效阶段后,既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,又能彰显技术的可逆性,对当前社会的技术恐慌和社会焦虑有一定的抚慰和疗愈作用。

所以,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,撤卫码势在必行,不能伏击,不能留尾巴。健康码应与中央和本地应用程序离线,停止数据处理和服务,并依法删除收集和处理的信息。特别要警惕和制止各种把健康码用于其他用途或场景的冲动。

基于特定应急管理情景、特定权责、特定目的的卫生法典,如果超出这些特定的时空情景和法律环境,必将面临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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